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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与国之间竞争的实质是什么？有人说是科技的竞争，有人说是人才的竞争。这些也对，但都没说到根上。国家之间的竞争本质上是制度的竞争，是国家之间在制度供给能力上的竞争，主要体现在国家灵敏度即反馈能力上。制度竞争看不见、摸不着，并且愈来愈激烈，谁的制度好，人才、资金、技术等资源就会流向那里。

当今世界各主要文明体面临的乱象与危机

美国存在的最大问题是贫富差距大，基本社会保障不完善，社会不稳定。美银美林的一项调查显示，近30年来，占人口90%的美国底层家庭拥有的总体财富在全国所占比例直线下滑，从36%降至23%，而占人口0.1%的最富有家庭财富占比自上世纪70年代起就一直增加，已经升至22%。富者愈富，贫者愈贫，不仅是经济不景气所致，也反映出政策和制度层面的失调。

与美国自冷战结束以后不断消减福利相比，欧洲的问题不是福利太低而是太高。高福利原本是社会发展下经济繁荣的正面反应，是政府造福于国民的重要措施，但凡事过犹不及，高福利制造了一批社会“寄生虫”，一些人宁愿躺在高福利制度上睡觉，也不愿工作。此外，由于出生率不断下降，老龄化让社会福利制度的包袱日益沉重。主权债务危机的爆发正是高福利制度与财政能力不足之间的长期矛盾所导致的必然结果。

中国的问题在于经济增长进入逐步趋缓的新常态，供需矛盾也发生了巨大变化，需求侧结构日益丰富多元，并开始飞速向服务化、高端化和个性化升级转型，而供给侧发展则欠缺活力，严重滞后，传统模式难以有效满足新需求，因此不可避免地带来了诸如行业产能过剩与企业税负债务水平居高不下等问题。

供给侧改革关键在于创新

面对乱象与危机，谁能首先通过变革走出当前的困境，谁就能在竞争中拔得头筹，进而引领世界的发展。我国正在实施的供给侧改革，就是要通过制度的变革来适应和引领经济新常态。自供给侧改革成为热词，各种说法不一而足。无论是需求侧管理，还是供给侧改革，其目的都是要理顺供需关系，推动经济增长。需求侧管理重在解决总量性问题，注重短期调控，主要是通过调节税收、财政支出、货币信贷等来刺激或抑制需求，进而推动经济增长。供给侧改革重在解决结构性问题，注重激发经济增长动力，主要通过优化要素配置和调整生产结构来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进而推动经济增长。说到底，当前我国提出供给侧改革是要解决实际问题的。如果说凯恩斯主义“有效需求不足”是着眼于短期，供给学派“有效供给不足”着眼于中期，那么熊彼特为代表的创新经济学的“创新不足”，则是影响经济社会长期稳定持续发展的最根本、最深刻、最长远的原因。中国供给侧改革就是要解决创新不足的问题。这也是我国的供给侧改革与供给学派政策主张的重要差别之一。

进入21世纪，全球经济的发展呈现出明显的创造性破坏的特征，在那些丧失了比较优势的产业衰落的同时，顺应比较优势动态变化的产业茁壮兴起，以及缺乏竞争力的企业退出并消亡，更具竞争力的企业进入并成长。这个过程表现为创造性破坏，恰恰是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过程。经济在创造性破坏过程中淘汰旧的技术和生产体系，并建立起新的生产体系，从而实现结构变迁和经济增长。而创新就是推动这一经济动态过程的最根本原因。

中国经济新常态的本质是发展动力的转变，这种转变也意味着中国经济发展进入了一个“创造性破坏时期”。在创造性破坏过程中，“破坏”是必然的，不以人的意志而转移，而“创造”却需要有相应的制度条件和政策环境。因此，供给侧改革就是要破除阻碍创新的体制机制障碍，让一切有利于创新思想涌现的创新愿望得到尊重、创新活动得到鼓励、创新才能得到发挥、创新成果得到肯定。

抓不住供给侧改革的本质，供给侧改革就会在实践中走样。去年年底以来，一线城市和二线热点城市房价进入“飞行模式”。一方面强调房产去库存，另一方面房价却在疯涨。不是通过加大户籍制度改革力度，建立健全农民工进城的财税、土地等配套制度，通过人的城镇化“去库存”，而是通过加杠杆导致楼市“虚火”上升，既会催生房地产市场泡沫，放大金融风险，还会导致实体经济“失血”和“空心化”。近期，深圳高房价与高工资给制造业带来巨大压力，华为“外迁”事件风波未平之时，中兴通讯也传出外迁消息。“壮志未酬身先死”，在价格上涨的通道中，“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究竟能走多远？

供给侧改革要符合市场规则

习近平总书记日前在全国科技创新大会上提出，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落实好“三去一降一补”任务，必须在推动发展的内生动力和活力上来一个根本性转变，塑造更多依靠创新驱动、更多发挥先发优势的引领性发展，大幅增加公共科技供给，让人民享有更宜居的生活环境、更好的医疗卫生服务、更放心的食品药品。这是对供给侧改革本质最深刻的诠释。供给侧改革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说是要解决供给与需求之间的不匹配，从政策的角度来说就是要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问题。具体来说，就是政府要通过对于行政管制的放松激发市场活力，完善发挥市场作用，促进创新，从而使供需双方由不相匹配走向重新适应。供给侧改革既不是走计划经济的“老路”，也不是走绝对自由化、彻底私有化的“歪路”。供给侧改革所强调的是政府的行为要符合市场规则，利用市场本身的力量来干预市场，而不是完全放弃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在这方面，新型研发机构的经验值得借鉴。

新型研发机构以多主体的方式投资、多样化的模式组建、企业化的机制运作，与传统科研机构都有很大的不同。这种研发机构从诞生开始就与产业需求紧密结合在一起，具有非常明确的创新目标和研发导向，形成了政产学研资一体化、创新创业创富一体化、研究开发产业一体化的“三个一体化”创新机制。这种建立在市场化机制上的创新机制实现了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的紧密融合，突破了传统创新链条各个环节独立性强，容易“断链”的弊端，从根本上解决了经济科技“两张皮”的问题，也很好地回答了在供给侧改革中如何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问题。由深圳市政府和清华大学共建的新型研发机构深圳清华大学研究院成立不到20年，就已经累计孵化企业1500多家，培育上市公司超过18家。这是传统科研机构很难想象的成就。

新型研发机构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非共性技术的供给问题。但在关键核心技术的供给上，仅仅靠研发组织的创新还是不够的，还需要通过改革原有的扶持机制，搞揭榜挂帅，并开放市场进行试点应用，以现场应用效果说话，挑出真正能经得起科学实验、经得起产业化试点的技术创新。一项核心技术的突破可以造就一个巨大的产业，一个巨大的公司，大到甚至可以制定行业政策制定行业规则。实体经济有了新方向、新产业，才能为去产能、调整结构提供一个相对宽松的空间，供给侧改革才能行之将远。